湖南长沙女孩小洛（化名）在7月份突然接到河南某镇法庭给她发出的一个开庭通知顺发配资，原来有人与某留学中介机构的“升学顾问”联系留学业务，支付36400元之后，该“升学顾问”失联。由于此人使用了小洛的名字，在合同中写了她的身份证号，并且向原告发送了她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，原告据此将她告上法庭。
女孩莫名惹上诈骗官司 网络图
然而，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此事与小洛相关，该“升学顾问”使用的微信账号和小洛没有关系，所有收款账户均非小洛所有。小洛曾在去年5月丢失身份证，当月即进行了补办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公民向警方申报丢失补领身份证，其行为也就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，不需要再办理“挂失”和登报声明。如果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，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丢失证件者无须对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。她觉得此事与自己关系不大，没有到河南出庭，而是向法庭提交了一个答辩状，提供了自己实名的所有微信账号，表示合同中所出现姓名及身份证号为信息泄露，被他人盗用。
法庭近日做出判决，判定小洛败诉，需要“退还原告36400元”。小洛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并且聘请了专业律师，准备进行二审。11月5日，小洛得到警方通知，冒用她的身份证进行诈骗的“升学顾问”早已被抓。不过二审还会继续进行，小洛吸取教训，准备亲自出庭应诉。
天降官司以为遇到诈骗
今年7月底，小洛（化名）突然收到一条手机短信，通知她作为被告，应于8月14日出庭受审。
然后有人给她打电话，问她是否收到了开庭通知。她完全出乎意料，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。“他报出了我的身份证号码，然后说你骗了某某某的钱，现在对方要告你。我听到这些话，真以为是诈骗，就说你找错人了，挂掉电话拉黑了这个号码。”
但她很快发现，这不是诈骗，她确实被人告了，开庭通知是河南某镇法庭发给她的。原告在2024年8月初与一个自称香港某留学申请机构“升学顾问”的人联系，申请马来西亚某大学的硕士学位，合同全款52000元，他从8月到12月分三笔预付了36400元之后，该中介失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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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“升学顾问”与原告沟通期间，声称会把“自己”的身份证号码写到合同里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，而合同中使用的正是小洛的身份证号码。
小洛曾在2024年5月丢失身份证，5月30日就进行了补办。也许诈骗者通过某些途径得到了她丢失的身份证顺发配资，于是冒用了她的身份。
小洛确认天降官司是真的之后，申请了原告提供证据的电子版。原告的证据并不多，除了那份合同和转账记录，还有几张网络聊天截图，没有提供该“升学顾问”的具体微信账号，只有微信昵称。
小洛一审提交的答辩状
除了合同中使用了小洛的身份证号码，其他证据和她没有直接联系。该“升学顾问”两次收款使用了不同的银行账号，均不属于小洛，甚至与她的亲朋好友也没有关系。合同中没有小洛的签名，而且小洛从来没有使用过该“升学顾问”的微信昵称，她此前没听说过那个留学申请机构，没有做过留学中介业务，也从来没有去过河南。
她咨询了几位律师。“律师们认为原告证据太少，因为所有的收款方都不是我，对方也没有提供实名，觉得我的风险还是挺小的。”
不过有律师建议小洛最好出庭，但她当时工作很忙，觉得过去太麻烦，请律师过去出庭费用挺大，而且对于到原告所在的陌生地方打官司有点害怕，就只提交了一份答辩状，没有出庭。“对方最初提供的证据只有合同里写的我的身份证号码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我。我当时还挺自信，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赖到我身上，就提交了书面答辩。”
小洛的身份证补办证明
因为原告没有提供该“升学顾问”的微信账号，不知道其实名认证信息，小洛想自证也很麻烦，只能在答辩状中列出自己实名认证的全部微信账号，并且指出三个收款账号均非自己持有，合同中所出现姓名及身份证号为信息泄露，被他人盗用，试图以此证明自己并非该“升学顾问”。
在开庭审理期间，原告当庭补充了“升学顾问”在微信聊天中发给他的小洛丢失的那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。对于这个情况，小洛直到收到判决书才知道。
原告与“升学顾问”的聊天记录
根据《居民身份证法》和公安部此前的答复意见，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警方申报丢失补领。公民办理丢失补领证件的行为也就告知了公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，不需要再办理“挂失”和登报声明。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顺发配资，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丢失证件者无须对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。
原告与“升学顾问”签订的合同
但是，小洛虽然在答辩状中提到其姓名及身份证号为信息泄露，却由于没有到庭，无法针对原告补充的这个证据提交补办身份证的证明。
微信聊天发送身份证照片认定相关
法庭在小洛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之后，近日做出判决，认定“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具备办理海外学历提升的相应资质，故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应为无效合同。”
判决书显示，小洛虽然辩称原告提供的“升学顾问”的微信名并非其本人微信账号，“但原、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”，认定该微信账号即为小洛所有，对她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，判定她败诉，需要“退还原告36400元”。
一审判决小洛“退还原告36400元”
收到判决书，小洛感到事态严重。她找到了那家留学申请机构的小红书账号，与其联系，想了解该合同是否属于这家公司，但未得到回应。紫牛新闻记者也与该公司联系，想了解该公司是否有这名“升学顾问”，同样没有得到回复。
然而这家公司在2024年8月12日曾经发表声明，提防有人冒充其升学顾问进行诈骗。声明说，他们发现有人自称为其升学顾问或导师，在社交平台与不同学生及家长接触，“并向他们发送本公司的信息，及附上伪造公司标志和印章的相关文件，声称可提供升学协助。”该公司称绝不会授权第三方人士进行收费及转账，并且已向香港警察报案，提醒所有学生及家长保持警惕，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。
为了进行上诉，小洛只好花钱委托了律师，这些天一直在忙二审事宜。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，真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请过律师，没有惹过任何官司。但凡冒用我身份证的人与我有一点点关系，我可能觉得跟我还有点联系，事实上这个事情跟我不沾边，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河南。”
未出庭应诉失去抗辩机会
北京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代月告诉紫牛新闻记者，这个案子小洛一审败诉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只提交了书面答辩材料，没有出庭应诉。被告没有出庭的，会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，对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、提出的观点也失去了及时反驳的机会。
吴代月指出，从判决书中能看出，法院认为被告应当承担责任的关键点是“聊天记录中显示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身份证正反面照片”，而被告的答辩材料中没有提到自己身份证丢失，从而使法院认定聊天记录中的微信号是被告。
然而，吴代月认为一审判决内容有待商榷。“合同中签有被告名字的地方仅显示‘经办人’，合同相对方实际为该留学申请机构，即便经办人真的是被告，也只是作为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，相应合同责任应当由公司而非经办的员工承担；合同对应的收款账户也非被告账户，并无证据显示被告本人确实收到了钱。”
吴代月认为，小洛在二审中首先要证明自己身份证曾经丢失过，这可以提交身份证补办证明等材料进行证实。其次，应该通过律师查询该“升学顾问”的微信实名信息，并且在调取到其微信实名信息之后，以其盗用自己的身份为由，向警方报案，警方相关调查记录也可以作为补充证据。
天降官司使小洛付出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经济成本，如果想取得补偿，可能要向盗用者追索。不过能否获得经济赔偿，要看警方具体办案过程。
而在11月5日，小洛收到好消息。有外地警方联系到她，表示早在一年前已经抓获了那个“升学顾问”。原告只是向小洛提起民事诉讼，并未向警方报案，因此警方不知道原告也是受骗者，因为此人诈骗其他的时候也使用了小洛的身份证，警方才联系到小洛。
然而此案还要继续，小洛已经提起上诉，准备进行二审，到时她会前往河南出庭应诉。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宋世锋
编辑：丁皓宇
校对 陶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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